即使买了房子的，大多数也是背着沉重的房贷在艰难的度日。我有几个兄弟姐妹，都在城里买了房子，现在每月都需还银行很多的钱，拼命的打工，还不一定能还的上。前几年，我对他们说：现在的房价很高，就不要买房子了。他说：不买的话，儿子就娶不到媳妇了。
看着他们沉重的生活负担，我很是难受和无奈。有一天，我说你要么润到国外去吧。他去办护照和签证。结果这条路也通不了。
这些年来，中共就是大量开发房地产，抬高房价，制造虚假的经济繁荣景象。用这种方式掠夺老百姓的血汗钱。现在中国的各种矛盾已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了，看来只有等待这个专制政权的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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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纽约的街头，看着一位拿着《星岛日报》的华人，我叫住了他，并递给了他一份《大纪元时报》。我说你看看这个，这个报纸挺好。我说在《星岛日报》眼中，去年的香港学生，市民的游行都成了暴徒了。新国安法后，香港的东方明珠已暗然失色，都成为内地的一个省了。它们还对台湾虎视眈眈了。那位华人突然很不高兴的说：解放台湾。
很多华人至今受中共的洗脑很深，认为中共政权是合法的。殊不知，中共政权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是非法的，它颠覆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使它被迫流离至台湾。
自由民主之光已照亮台湾，不知何时照亮大陆？
在这历史巨变的前夕，缅怀一下蒋经国先生，我想颇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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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放弃马列的陈独秀与其逃港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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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当过兵的“粉红”青年冒死走线美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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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统治下的公民逃亡路
月是故乡明。背井离乡，情非得已。几十年来，数百万中国公民，或翻山越岭，或泅渡出海，告别故土、奔向远方。四散天涯的流亡大军，是红色统治下的黑色奇景，道出绝望中的希望和追寻。
自由在海那边
1990年2月底的一个夜晚，吴仁华从珠海游到了澳门。在摄氏7度的气温下，他和海浪搏击了4个小时，上岸时已是遍体鳞伤。之后，他联系上香港黄雀行动的成员，坐在渔船底仓到了香港。同年7月，这位前北京政法大学讲师，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前往美国，定居洛杉矶。
吴仁华选择流亡，是为了在海外营救因参与“八九”民运而被捕的王军涛、陈子明等人。1989年6月3日夜，他亲眼目睹了中共军队对平民的屠杀。6月4日早晨，他在学生遗体前悲愤地发誓“永不遗忘”。29年来，吴仁华潜心搜集“六四”死难者和戒严部队的资料，成为“六四”历史研究的权威学者。
早在吴仁华之前，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一百多万中国人，由于饥荒、贫穷、政治迫害等原因，以走路、泅渡或坐船的方法偷渡到香港。这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许多人在偷渡时溺水身亡，有的被鲨鱼咬死，有的从山上摔下丧生，或被士兵开枪打死。
1967年1月15日夜，著名小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一家四口化装成农民，以5万港币的代价，偷渡至香港，转而赴美。马思聪冒险出逃，系因不堪文革期间的凌辱。他走后，其在大陆的数十名亲友都受株连，他的二哥跳楼自杀，岳母、侄女及厨师被迫害致死，他被当局扣上了“叛国投敌”罪。
马思聪在《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
我要回家
2012年4月6日，流亡海外的“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胡平、王军涛、吾尔开希、吴仁华、项小吉等人发表联合声明，题为“我们希望回国看看——致中共当局的公开呼吁”。声明表示，他们是一些因为参加过1989年民主运动而流亡海外的中国人。他们因为政治原因，或者被拒绝延期护照，或者被直接吊销护照，或者被拒绝入境，总之，“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
女作家茉莉原是湖南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师，“六四”时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2年，茉莉流亡香港，后旅居瑞典。她的先生傅正明于2009年受访时表示，他们夫妻一直没有回大陆，“当然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探亲，但是我们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朋友，和其他的一些人，回去中国之后，中国方面对他们通过国安来跟踪、请你喝茶之类的这些现象。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我们希望的是要有尊严地回去。当然也只有中国真正的进步了，中国真正的自由了，我们才可能有尊严地回去。”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2年4月22日深夜，被软禁在家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只身翻过了八道墙，走过十多条崎岖不平的田间沟垄，与接应者会合。之后，他在几位网友的协助下，一路辗转，逃离上百名警察和村委的监视，于4月26日进入北京美国驻华使馆。5月19日，陈光诚一家到达美国。
陈光诚来自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他用自学的法律知识为当地农民维权，是知名的“赤脚律师”。2005年，陈光诚因揭露临沂市政府非法强制节育和堕胎遭到殴打和软禁，2006年被判刑4年，2010年9月出狱后被软禁在家。
当地政府称陈光诚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陈光诚的家被安装了监控摄影机、手机屏蔽器、强光灯，他和妻子被禁止外出，数十人在他家周围24小时轮流把守，禁止外人来往。其生活用品只能由陈光诚的母亲带入，邻居若提供帮助即被威胁警告。在此期间，前去看望的中外人士多次受到拦截、殴打、凌辱、抢劫和强制遣返。
2015年6月，陈光诚律师寄语香港民众：“有一个奴役人民的政权不如没有。中共的骗术我们已经亲身体会过多年了，任何一次对它的信任结果就是被它愚弄。只要香港人们与大陆觉醒的民众携手努力，必定能争得我们的权利与自由。”
我为什么生在这里
2016年10月，25岁的湖北女孩蒋炼娇逃离了中国。艰辛苦涩，贯穿在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
蒋炼娇自幼和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功，9岁那年，她跟随全家去北京天安门上访，亲眼看到警察殴打她母亲。之后父母被非法劳教，她和哥哥、妹妹也受到监控，挨饿受冻，遭人欺辱。她自述道：“十几年里，我们家频繁被骚扰、抄家，父母频繁被抓进洗脑班迫害，警察至少有五次同时绑架了我父母，每次都关好长时间。”
蒋炼娇不解：“我为什么要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我是外国人，我也许不会这样恐惧。”“一个很小很小的事你可能就被抓了，你手上带一本《转法轮》，去同修家一趟，把真相传单给别人，一个翻墙软件，一个小U盘，一个mp3播放器，更甚者，如果你在街上对一个人说，你了解法轮功吗？这样一句话，就有可能被抓，被关进精神病院，都能判你好几年，更甚者失去生命，这么大的国家容不下这么小这么正常的事！”
蒋炼娇希望，有一天，她和全家人可以开开心心地照一张全家福，不再恐惧。
联合国前的访民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经常可以看到举牌抗议的中国人。他们大多是家园被强拆的访民，在国内被逼得走投无路，因此到此发出抗议中共的呼声。
陈黛莉来自上海，2003年，她的房子被强拆，那是她丈夫祖父留下的房产。她状告静安区土地管理局和公安分局，结果被判败诉，上诉也被驳回。为此她成了一名访民，曾经被抓、被拘、被监控。
陈黛莉说，“在中国，上访后，不是人过的日子。可是这里（美国）吃的干净，空气干净，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
蔡文君也是一名强拆受害者，她因为上访被迫失去了工作，还被两次劳动教养，受过毒打和监控，家人也被骚扰。经常有人对她说，“回国吧，你的事情只有在国内能解决”等话，蔡文君回答：“国内能解决我就不出来了。在这里我起码能告诉全世界，中共对我家做了什么，揭露中共的邪恶。”
感恩台湾
2018年5月29日晚，中国大陆维权人士黄燕在台湾桃园机场转机时，提出入境要求。台湾基于人道救援考量，批准安置黄燕三个月。黄燕对记者说，台湾移民署的人对她很好：“这是我十多年来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温暖。”
黄燕因为传播基督教，自2003年起遭到中共追捕，并且历经执法人员的绑架、软禁、关押，曾在狱中被殴打致流产。后来，她患上癌症却不被允许保外就医。2016年底，黄燕逃往香港，继而在泰国和印尼两地间流亡，期间仍不断遭受审问、扣留，时刻生活在恐惧中。
2019年1月，黄燕获得美国政治庇护，她对记者表示，许多流亡的中国人都历经妻离子散，“就在我跟你讲话的时候，说不定有人在失踪，在中国几乎每分每秒都有人被失踪、被绑架。”
结语
当代中国人的逃亡路跨越了两个世纪，汇集无尽苦难和悲痛。血泪奔波，许多人坚持走到了终点，也有人不幸中途倒下，未能踏上自由的土地。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来自中国的政治庇护申请人数常居榜首。当最基本的权利仍然遥不可及，流浪不会停止。流亡者的控诉和呐喊，一点一滴都记录在人类文明的史册里，拷问良知。
文章来自：《大纪元》，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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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现在有很多人跑往美国，在中共极权体制下，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只不过是现在中国老百姓精神已开始觉醒，才造成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润”出来。无论是有钱有门路的人的移民，还是无钱无门路的人的偷渡和走线，都说明了人性中的一个普遍的真理：远离痛苦，向往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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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中国人历史上最大的“走线”，是大逃港潮。30年间，累计超100万人成功出逃。但又有多少人屈死在这条逃亡路上呢？
据统计，柏林墙从建起到倒塌，近30年间，有上千人因为试图翻过柏林墙，从共产党统治的东柏林逃到自由的西柏林，而被东德军警抓捕，还有239人罹难。
2022年6月和2023年4月，美东竖起的两块“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纪念碑上记载的罹难知青的名字，就有346人。而真实逃港的人数，则远超这个。据陈秉安等在《大逃港》一书中估算，先后有超过160万人从大陆逃往香港，其中约10万人在途中蒙难。
根据大陆官方档案，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中，逃港者人数就达56万人，成功逃出的有14万人。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孔寒冰博士，在《外资与经济特区》一书中则记载，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在海滩上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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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偷渡，今日的走线。当我知道了他们血与泪的故事及其背后的因由时，我深深的陷入了沉思。
初期的想法：偷渡是非法的，走线是中性的；既不否定走线，也不鼓励走线等也不复存在了。
而是升华为对个体生命本质，意义及对社会的思索之中。
据说当年的大逃港催生了中共政权的沿海改革开放，那么今日的走线，人们的精神觉醒又会带来什么呢？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走线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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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社会早已全面溃烂。政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娱乐等无处不烂。
结果昂贵的医疗费用加在了病患者身上。所以，中国老百姓有病看不起病。
腐败的根子在中共的体制上。只要中共还存在，反腐败只是作秀，或是中共权力斗争相互打击对方的一个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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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如何界定，标准是什么，谁来界定？
很荒唐的作法。
“中共是在用法律的形式维护中共的虚假历史，用法律来定下来他们宣传的东西，用法律的形式不允许你质疑，很流氓的做法。像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明显的朝着向警察国家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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