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枪口下，在四处逃窜的年轻学子们。
官方说没有死一人？这个弥天大谎，能说得出口，真的是看扁了所有百姓的智商。
台灣當年1989 年的電視台，幾乎都報導了這場血腥的鎮壓！ 中共官方的發言人還大言不慚的說沒死半個人，據大紀元幾年前的報導，那位發言人早已潤美享福打golf去了，但是 可貴的中國人還被中共的謊言蒙在鼓裡，還在一直被欺騙…- 台湾当年1989 年的电视台，几乎都报导了这场血腥的镇压！ 中共官方的发言人还大言不惭的说没死半个人，据大纪元几年前的报导，那位发言人早已润美享福打golf去了，但是可贵的中国人还被中共的谎言蒙在鼓里，还在一直被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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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推特平台吴仁华发布的：（我记得其中两名死难学生的身份：1、林仁富，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博士生。2、王培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中央团校）本科生。）
这张照片非常珍贵，是我从拍摄者那里得到，这是第一次公布。遵嘱不能透露拍摄者的身份，必须保护拍摄者的人身安全。 有关这张照片的说明如下： 时间：1989年6月4日中午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内 背景：课桌上的三具学生遗体来自西长安街六部口。1989年6月4日清晨6点钟左右，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的三辆坦克从背后追逐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其中编号为106的坦克掉头冲入学生队伍，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一名北京个体户司机主动用130卡车将五具学生遗体运送到中国政法大学，试图作为起诉戒严部队屠杀行为的证据。最初五具学生遗体摆放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大楼门前的一排课堂上。 6月4日上午十点钟左右，我和刘苏里帶领约二十名学生从天安门广场返回中国政法大学，一进校门就看到了教学大楼前一排课桌上的五具学生遗体，课桌上和地面有一洼洼的鲜血。 由于外面阳光强烈，学生遗体后来被移到教学大楼内。到了当天中午，已有两具学生遗体被确定身份，被所在学校运走。最后有一具学生遗体好久没有被确认身份，始终摆放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内的课桌上，师生们在遗体四周摆放了冰块。
中国共产党，你不完蛋，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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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2、3年爆出的军方内部数据是天安门死了 50000 人左右（精确到个位的）。
但
听说六四屠杀真相对中国人的触动不会很大。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思维会认为做得对。中国人现在的问题就是价值观扭曲。
对于价值观扭曲的人来说，真相恰恰不是他们最需要的。
六四的真相只对价值观正常的人有作用。
这是真的吗?
谢谢您的分享，我觉得中国善良的民众还是很多的，三年疫情控制，很多人都被触及到了，中共在对中国人做什么，那么这么多年对中国人的迫害，三反，五反，文革10浩劫，8964 ，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天安自焚，新疆集中营，我想很多中国人会在深思，中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么64很快就到了，当年8964中共开枪杀死众多的中国人，我想很多中共翻墙的朋友们，会去了解这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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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忆六四惨况：很多大学门口堆着学生尸体
六四期间北京各个大学的大学生大游行，北京市民围观，并有市民随着学生游行，涌入天安门广场。（ Jian Liu提供）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5月30日讯】今年是北京「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全世界多地陆续开展纪念活动。「六四」亲历者、法学家袁红冰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忆及当年目睹惨况。他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中国要想得到自由民主，必然要通过一场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来摧毁中共暴政。
1979年至1986年间，袁红冰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留校任教。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袁红冰因建立「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及支持「六四」中的学生，参与绝食，被停课审查。1994年3月2日，袁红冰被当局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秘密逮捕，同年底被流放贵州，在贵州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曾任该校法学院院长。2004年流亡澳洲。
那些令人痛苦的惨景：坦克车故意把学生挤死在铁栏杆上
记者：「六四」的时候，您亲眼目睹中共军队镇压学生和民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袁红冰：（1989年）6月3号，我正发高烧。晚上八点钟，我听到军队要进城进行军事戒严的宣布之后，立刻骑自行车，从北大圆明园旁边租的一间房子，一直骑到木樨地，将近一个小时。我去的时候，军队已经开始开枪了。
在长安街，很多北京市民都躲藏在街道旁边的矮树丛中。市民们都拿地上的那个方砖，方砖它有九个格，拿起来一摔，方砖就会碎成九块，每一块都像拳头那么大。
最让我震撼的就是，你看不见人，但是都在喊，用「国骂」骂李鹏。听到有人用哨子吹三声，然后只见兵车在长安街中间走，士兵向两边开枪。北京市民们怎么反击呢？就是一二三，一喊，从四面八方，那个砖头聚集到军车上，突然砸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背了三到四个受伤的人到医院。我的衬衫都被血染红了。
最让我感到痛苦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她可能被吓坏了，枪声一响她就往前跑，我一把抓她没抓住，接着一排子弹从后面打上去，她的身体整个就飞起来，身体都快被打断了，根本就没法救了，肯定就死了。
然后我向天安门广场六部口移动，在那儿我亲眼看见，一群学生从天安门广场跑出来，中共的坦克车从后边追过来，因为路边都有铁栅栏，坦克车就把学生身体在铁栅栏那儿一挤，那个血一下就冒出来。这不是错觉，我当时觉得那个血喷出来的声音，比坦克车的轰鸣声还大。
还有，我亲眼看见，在六部口附近，有一个学生，身体都被压烂了，两个手还拿着一面旗帜，那个旗帜好像是陕西的哪个师范学院的一面旗帜。
到了天亮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到各个大学去看，很多大学的门口都堆着学生的尸体。北大有一个法律系的老师，用三轮车载着一个尸体，在北大校园里来回（走），悲愤地抗议中共暴政……
这就是那天我亲眼目睹的屠杀的场面，特别是那个坦克车，故意地用履带把学生挤死在铁栏杆上，那一幕真是惊心动魄。这就是中共暴政！
后来人们说，那天晚上中共让它的党卫军都吃了兴奋剂，所以才能够那么疯狂地屠杀。
1989年6月4日凌晨5点左右，学生撤离后，纪念碑被士兵占领。（六四档案图）
1989年6月4日凌晨5点左右，被中共军队隔离在广场之外的民众。（六四档案图）
1989年6月4日凌晨5点左右，纪念碑下的学生在撤离。（六四档案图）
2024年5月28日，亲历六四的原大陆学者吴仁华在X平台公布了三名死者的照片。（来源：吴仁华X平台）
1989年6月4日早晨，在六部口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的北京体院学生方政。（六四档案图）
没有预感 大屠杀突如其来
记者：你有预感中共要开枪吗？或者有没有收到风声？
袁红冰：没有，当时没有预感。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北京大学的一些青年教师，找过聂荣臻元帅，找过徐向前元帅，找过秦基伟，我是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的团长、发起人。汇集到我们北京教工后援团的信息（是），这些元帅，包括秦基伟当时是国防部长，他们都说，人民的军队绝对不会向人民开枪。而且我们当时也听到，青年教师也在准备策反这些军队的高级军官，大家传回来的消息都比较乐观，看来这个命令是执行不了的。
5月19号中共就宣布了一次戒严，我带着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的绝食团，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左边的管理台，因为要戒严就是军队要进城，我们准备到广场上保卫学生。结果那天晚上由于北京市民在各个路口都设置路障，中共的军队居然没有进城。后来听说当时邓小平感到极度恐慌，军队进不了城他就面临灭顶之灾，当时把军队拉到北京周围的山里，不让军队得到任何真实的信息，进行洗脑，在山里封闭式行军。
5月19号军队没有进城，我们就放松警惕了。但是6月3号晚上听到广播（戒严），我就觉得事情严重了，赶紧跑出去。
6月3号晚上8点以后，大屠杀那是整个一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据说长安街上还不是屠杀最厉害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是虎坊桥，还不是木樨地。
1989年6月4日，大屠杀之夜平民伤亡。（六四档案图）
1989年6月4日，大屠殺之夜平民傷亡。（六四檔案圖）
1989年6月4日，大屠殺之夜平民傷亡。（六四檔案圖）
死人难统计 外地学生多
记者：有关「六四」被屠杀的人数有不同版本，英国解密文文件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共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比如北大，你记得有多少学生在这场屠杀当中死亡吗？
袁红冰：北大的没有统计。但是客观讲，这个运动一开始都是北京的学生在那，五六月天气，坐在广场上，白天晒得半死，晚上感觉凉得像晚秋一样。静坐绝食的绝大部分都是北京的学生。我是八六级的级主任，当时学生只有一个人没去，就是那个肖建华，八六级法律系的。
到了六月初的时候，我的这些学生身体已经都不行了，大部分的北京学生那时候都已经不在天安门广场上。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打了很多帐篷，住的主要都是外地去的学生，也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学生。所以那天晚上死的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北京市民，因为他们很英勇地进行了抵抗，另外就是外地的学生，外地的学生死亡人数根本没有办法统计。
外地学生失踪了，也不敢报案，甚至家长都不敢承认他们来北京了，因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否）还活着，万一活着，你说他到北京了，将来被共匪迫害怎么办，所以没有办法统计。
那个悲惨的晚上，很多（死的）都是外地学生。
1989年6月4日早晨，六部口被坦克碾压而死的学生。（六四档案图）
1989年6月4日早晨，六部口被坦克碾压而死的学生。（六四档案图）
和李克强决裂
记者：前总理李克强在「六四」中的表现如何？
袁红冰：那时候李克强已经到了团中央去工作了，我们跟他的分歧就是从「六四」开始。「六四」屠杀之后他就公开地写文章，公开地赞颂邓小平的屠杀政策，为中共暴政背书，完全背叛了我们。
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李克强偶尔也会参加我们一些青年教师的聚会。当时青年教师有一个共识，特别是在八七年以后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向中共的体制内渗透，要获得权力，来推动中国的改革、改良，当时他还是有这方面的激情。但是八九「六四」之后，他完全背叛了他原来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从那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未来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必然要靠全民反抗
记者：经历「六四」，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学生跟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不太一样？
袁红冰：胡耀邦先生是中共党内的一个大良知者，在他的主政期间，中国有十年的思想自由解放时期，最后共匪整肃胡耀邦的罪名就是他推行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就是思想自由化。在胡耀邦先生推动思想自由化的政策之下，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是充满活力，年轻人的思想也是生气蓬勃。
我们北京大学那十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各种各样的官员都是自由地争鸣。在那样一种氛围之下，那一代中国年轻人充满了对国家的激情，充满了理想主义，充满了要让中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的激情，很深刻的一种激情。
六四期间，北京邮电大学学生打出的「反特权、要民主」的横幅。（Jian Liu 提供）
记者：当时你们作为高校教师，参与「六四」，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
袁红冰：我们觉得中国必须走自由民主之路。当时我们和朱厚泽、张显扬、孙长江、郑仲兵，还有人民日报社的秦川、王若水，都是胡耀邦体系的开明官员，我们有很密切的接触，就是要推动民主化。后来胡耀邦先生遭到整肃之后，我们当然对邓小平抱着一种极其反感的态度。
胡耀邦是要用政治上的开放和自由，来引领经济改革；邓小平是只搞所谓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政治上要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套。邓小平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共暴政的顽固派官僚，胡耀邦先生是中共体制内的大良知者。
记者：中国社会还可能有「六四」民主运动这样的事件发生吗？
袁红冰：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中国要想得到自由民主的拯救，必然要先效法前苏联人民，通过一场全民反抗，只有人民起义才有可能摧毁中共暴政。没有人民的觉醒，中共暴政是不可能垮台的。所以下一次的中国全民反抗的崛起，可能不是以学生作为领头者，可能是以社会上的知识青年，或者其它阶层的人作为先锋队，引发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
原 标题：袁红冰忆六四：坦克车把学生挤死在铁栏上(（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岳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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